1975年冬天，大兴安岭林区零下38℃。一辆破旧的绿皮中巴在雪地里打滑三次，最后靠人力推进山坳。车门一开，拄着拐杖的华罗庚踉跄下车，棉帽沿结着冰碴，裤脚被冻硬的泥巴糊住半截——他刚从鬼门关爬回来六周，心肌梗塞的刀口还没长牢，就又奔着齐齐哈尔的化肥厂去了。

没人想到，这个被抬进病房时血压只剩70/40的老头，兜里揣着的不是药，而是一叠被体温焐热的旧纸条。

那会儿太原化肥厂正喘不上气。三台德国进口的合成氨压缩机，六年没修过一次大件贝语网校，不是不修，是修了更糟。1200号人三班倒，油污浸透工装，可产量卡死在日产32吨，整整六年纹丝不动。苏联专家撤走后，图纸还在，仪表还亮，可“合格率”三个字像块冰坨子，压得全厂连年亏损。技术员们用掉两麻袋计算纸，试过十七种配比、九套流程，最后全堆在厂长办公室抽屉底层——那抽屉拉出来，一股铁锈混着汗酸味。

就在大家快把“科学”俩字当咒语念的时候，华罗庚来了。真就一根拐杖、一块旧怀表、几支蓝墨水钢笔，还有他常年揣在左口袋那叠裁成巴掌大的废纸片。他没进会议室，直接蹲在压缩机旁的油渍地上，撕下一条纸，拿粉笔头一划：“最小值，500；最大值，800——你们说，温度调多少合适？”工人老李挠头：“老师，这……不是得算？”华罗庚笑着把纸条对折：“折这儿，就是0.618，618度先试；再折，682度再试。差哪头，剪哪头。剪完再折，折完再试。”

就这么折、剪、试、记，五轮下来，632度成了最优解。六周后，日产跳到41.3吨。车间里爆发出的欢呼声震得窗户纸噗噗响，有人当场把安全帽往天上扔——帽子没飞多高，人先抱头痛哭。

这法子叫优选法，原理是黄金分割。美国基弗1953年就写在《应用数学季刊》里，可那论文密密麻麻全是积分符号和收敛条件，中国工人扫一眼头就晕。华罗庚干的不是学术，是翻译——把数学从黑板上请下来，塞进扳手的豁口里，揉进老焊工手心的茧子里。他在大庆油田跑2000多个井口，在大同煤矿教调度员用统筹法排车皮，两淮矿区的基建图纸上，至今还留着他用铅笔写的“此段可并行，省14个月”。

1950年他放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职时，签证官盯着他手里的单程船票看了三分钟。1936年剑桥的两年，他发了18篇论文，西方学界管他叫“东方来的闪电”。可闪电再亮，照不暖车间里漏风的窗。他瘸着腿走了27个省市，行程20万公里，皮鞋底磨穿六双，拐杖换了四根。最后一次进医院前，护士看见他病号服口袋鼓鼓囊囊，掏出来——三张纸条，一张写大庆，一张写淮南，一张写着“下次去攀枝花，带厚棉袄”。

你见过为数学折纸的人吗？他折的不是纸，是把高墙推倒，把阶梯铺平，让数学长出脚，自己走到炉火边、钻进油污里、蹲在拖拉机的排气管旁。